中國歷史上的“高考”
作者：王凱
謹以此文送給剛剛走出高考考場的女兒和她的同齡人，愿孩子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不僅牽動著千千萬萬父母和孩子的心，也備受國人的矚目。每逢這個時節(jié)，不管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都會不約而同地說起“今年高考如何如何”之類的話題，高考在中國已成為一場全民的盛筵。
其實類似于高考的這種人才選撥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從古代的科舉考試到晚清民國時期的大學招生，無不昭顯著今天高考的影子，它們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與傳承。
科舉：古代的高考
北京孔廟進士題名碑
科舉制是中國歷代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從隋代開始實行，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共經歷了1300余年。由于科舉制度與今天的高考在某些方面有些類似，故也有“古代的高考”之稱。
科舉考試制度自隋唐至兩宋，都沒有很大的變動，到了明清時期才有所變化。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后稱進士及第。譬如你是山東人，便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就叫進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試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才分成幾次考。”明清時期正式的科舉考試分為四級，即府縣考、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
首先是府縣考試，錄取了叫入學，又叫縣學生，就是人們常說的秀才，是科舉功名中最低級的一等。
鄉(xiāng)試一般每三年在各省省城舉行一次，由于是在秋季舉行，所以又稱秋闈。參加鄉(xiāng)試的是秀才，鄉(xiāng)試考中后稱為舉人，第一名稱為解元。讀書人中舉后就有了做官的資格，所以被人們稱作“老爺”。“范進中舉”是人們熟悉的一個文學故事，出自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小說對范進中舉繪聲繪色的描寫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鄉(xiāng)試的情形。
會試在鄉(xiāng)試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舉行，所以會試又稱為春闈。參加會試的是舉人，取中后稱為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
殿試是皇帝主試的考試，參加殿試的是貢士，取中后統(tǒng)稱為進士。殿試分三甲錄取，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甲錄取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
關于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狀元究竟是誰眾說紛紜，沒有準確的說法，最后一位狀元是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狀元劉春霖。劉春霖考中狀元后的第二年，清廷即下令停止科舉，他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名狀元，所以他經常自嘲說是“最后人中第一人”。據說劉春霖開始并不是狀元，第一名叫朱汝珍，廣東人。當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她對廣東人有偏見，認為梁啟超、孫中山這些廣東人喜歡造反，所以覺得朱汝珍不可靠;再者她還覺得朱汝珍這個名字里邊有一個珍妃的“珍”字，慈禧最討厭珍妃，所以決定把朱換掉。后來慈禧看到劉春霖，認為這個名字很吉利，于是便把他取為第一名——當然，這只是野史傳聞，正史中并無類似的記載。
狀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編修，其他進士擅長文學書法者授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其余的分別授為各部主事和知縣等，正式進入了仕途。在北京孔廟院內，今天仍然豎立著元、明、清三朝的進士題名碑，學者姜鳴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中對其有一段精彩描述：“這里有3座元碑，77座明碑，118座清碑，記載了600多年中中榜的5萬數千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及考試名次。它是古代知識分子孜孜矻矻、宵衣旰食、皓首窮經地拼搏奮斗，終于通過國家級考試，晉身上流士大夫階層的象征，是勝利者的豐碑。”
貢院：古代的高考考場
江南貢院
科舉考試的考場叫做貢院，明清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就是北京貢院和江南貢院。
北京貢院既是全國會試的考場，也是順天府(今北京地區(qū))鄉(xiāng)試的地方。鄉(xiāng)試每三年一次，農歷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共三場，每場三天。全國的會試科考也是三年一次，農歷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場，每場也是三天。考生進入考場后，馬上鎖上門，考生每人一間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蠟燭，吃住都在考棚里。
明清時期，北京貢院里的監(jiān)考非常嚴格，要求“片紙只字皆不得帶入試場”，進貢院大門時，要進行嚴格的搜查。乾隆帝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內的各式物品規(guī)格，如硯臺、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臺的用料，毛筆、籃子的款式，防止考生作弊。如果發(fā)現有人作弊，則送刑部嚴辦。但即使如此，考場作弊還是屢禁不止，幾年前在蘇州發(fā)現了一本清代考生的作弊書，厚度0.4厘米，僅有半個巴掌大，竟有9萬字的內容，一粒米就能遮住6個字。
科舉制度廢除后，北京貢院建筑另作他用，今天古考場的蹤跡已經難覓，只為后人留下了“貢院街”的地名。
江南貢院位于南京秦淮河畔，迄今已有800余年的歷史，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科舉考場。江南貢院始于南宋，明初定都南京后，蘇皖兩省鄉(xiāng)試及全國性的會試均在此舉行。清初江蘇、安徽兩省合稱江南省，南京成為江南地區(q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貢院也仍為江南鄉(xiāng)試場所，與北京貢院齊名，分別被稱為“南闈”和“北闈”。
據史料記載，有清一代江南貢院共舉辦過112次鄉(xiāng)試，在此中舉又在京城中狀元者，江蘇49人，安徽9人，共58人，占全國112個狀元總數中的51.78%。光緒時期的帝師翁同龢、近代著名實業(yè)家張謇等都是在江南貢院脫穎而出走向全國的。
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清廷詔準自1906年開始，科舉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江南貢院從此閑置不用。1918年，當時的江蘇和安徽兩省經過協(xié)商，決定拆除貢院辟為市場，僅留明遠樓、衡鑒堂及號舍若干間。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此處為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抗戰(zhàn)期間又被汪偽政權行政院及最高法院占用。1989年，一座以反映中國科舉歷史為主要內容的專業(yè)博物館——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在其原址誕生，館內珍藏了一大批珍貴歷史文物，充分展現了中國悠久的科舉文化。
民國時期的高考試題
民國年間的高考考生臧克家
民國年間的大學一般都是獨立招生，與今天的自主招生有些相像，這種情況下，各大學都是自主命題，所以當時的高考試題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
1932年清華大學的國文試題并不難，但其中有一道怪題“對對子”，上聯(lián)是“孫行者”，要求考生對下聯(lián)。“孫行者”大家都熟悉，可讓大伙對對聯(lián)，就有點難為這些中學生了。據說后來只有三人答對了，他們對的是“胡適之”，“孫”對“胡”(猢猻)，“行”對“適”，“者”對“之”，答案用的是胡適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題者的意料。
這道怪題的“始作俑者”是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陳寅恪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和語言學家，時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并稱四大國學導師。當時人們都認為“孫行者”的標準答案就是“胡適之”，而且還都以為是陳寅恪有意為之，目的就是調侃一下好友胡適。其實陳寅恪擬定的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學者)和“祖沖之”，也確實沒有調侃胡適的意思。
陳寅恪如此出題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社會輿論對于這種考試方式卻不是十分理解，當時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已推行白話文十余年之久，盡管社會上堅持使用文言者還不少，但作為整體的教育體制而言，白話文已占據了主流地位，“對對子”在當時的正規(guī)學校教育中已銷聲匿跡多年。所以人們普遍認為陳寅恪此舉是有意復古開倒車，甚至還有人將這次考試當作笑談，所以以后“對對子”這種考試形式再沒有應用，更沒有推廣。
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今山東大學前身)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國文考試有兩個題目，一是《你為什么投考青島大學?》，一是《雜感》，兩題任選一道。山東諸城籍考生臧克家兩題都做了，他寫的《雜感》只有三句話：“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了無邊的苦海!”這三句雜感雖然短小卻飽含哲理，后來臧克家在回憶文章中說：“它是我嘗盡了人生的苦味，從中熔煉出來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敗之后，極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結晶。”青島大學國文系主任聞一多對此極為欣賞，從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內心世界，于是便給判了98分的高分，將數學考試吃了“鴨蛋”的臧克家錄入青大。據說當年聞一多報考清華時，也是其他學科成績平平，唯獨作文為主考老師欣賞，今天看來，聞一多這次破格錄取臧克家，多少也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1946年西南聯(lián)大北返，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聯(lián)合招生，其國文試題可以說是簡單至極，讓人看了有不可思議之感。題目共兩道，一是作文：學校與社會;二是解釋成語：指日可待、變本加厲、隔岸觀火、息息相關。
看著這些當年的老試題，我想每一個人都會感慨良久，與這些簡潔、精煉的試題相比，我們今天的考試還能讓孩子領略到學習的快樂嗎?與如今那些動輒長達十余頁、似是而非的考試題目相比照，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我們教育的初衷呢?眾所周知，民國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亂世，但同時也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那個時期大多學者文人的道德文章至今仍令我們懷念不已，之所以如此，我想這與當時那種獨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無關系。
刊于2014年6月8日《海南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