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之子】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開拓者
來源：人大新聞網
生于杭州，得名“杭生”，鄭杭生教授在人們印象中是儒雅的江南文士。年近八旬，滿頭黑發，他戲稱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朝杖之年，他依然忙于指導博士生，寫作、調研未曾間斷。他情愿以滿頭烏絲為憑，繼續他所熱愛并執著一生的社會學教學與研究。
“嫁”給人大，開啟哲學研究歷程
鄭杭生的小學和初中時代是在浙江余姚度過的。1944年開始，每天清晨，這個小小少年蹦跳著穿過陽明鎮江南城的學弄去上學;六年以后，這個清俊少年又跨過姚江，考入了地處城北的余姚縣立中學念初中。那時的他玩心不改，愛好文藝，經常偷著看《三國演義》，卻也漸漸知道用功，同學來問代數、幾何題目，他經常一邊解答一邊順便就把自己的習題完成了。中學時期，他愛好廣泛，在啟蒙老師張斌的指導下開始學習鋼琴，并且擔任校合唱隊指揮，還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了作品。
1953年，鄭杭生初中畢業，獲得“品學兼優獎”。面對杭州高級中學、寧波中學和上海中學三個選擇，他決定報考上海市最著名的上海中學高中部。為著這所“知名度高，淘汰率更是高得驚人”的中學，他乘著小火輪沿姚江到寧波，再乘大火輪到上海。那年有8000人報考，錄取名額只有400個，他以第153名的成績被錄取。
上海中學實行住宿制，為了爭取更多的學習時間，鄭杭生通常周末都在學校，并不是每個星期都回家。僅僅過了半年，他就是全班第一了。在上海中學，他曾經獲得作文比賽一等獎，還被評為“三好學生”和“優秀團員”。
1956年，高中畢業的鄭杭生被保送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從此，再沒離開這座校園。對于這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不解之緣，他笑稱“一輩子‘嫁’給了人大”。
入學前的那個暑假，鄭杭生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覺得挺有意思”。選擇志愿時，看到哲學系的介紹里寫著“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想到自己兩種都喜歡，就申報了哲學系，成為當年人民大學首次招收的高中應屆畢業生中200名哲學系學生的一員。在學制5年的哲學系，他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讀了經典著作，聆聽了何思敬、蕭前等校內外名師的講課。
1961年本科畢業之際，鄭杭生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擇，“家庭出身不是太好”使他對自己的前途產生了迷茫。直到當年6月底，他接到組織通知，留在哲學研究所，擔任蕭前的助手。鄭杭生后來回憶說，當時被同學們尊稱“蕭公”的蕭前老師曾同他長談，認為他“對馬列經典著作比較熟悉，外語較好，文筆可以，人還勤奮”，給了他很多鼓勵，消除了他多年藏在心底的壓抑感。
留校后，鄭杭生的學術研究與教學活動主要是在哲學領域。1961到1962年期間，蕭前、吳傳奇、關鋒、陳先達主講“辯證邏輯”，鄭杭生先是擔任助教、為哲學系本科五年級和研究班三年級輔導，第二年開始參講這門課，第三年獨立開課，后來還到北京大學為哲學系本科五年級講課。本科畢業就當教師，三年時間里就能獨立支撐一個課堂，這并非易事。教學工作之余，他也努力撰寫文章、翻譯著作，包括參與蘇聯哲學家柯普寧的《作為邏輯的辯證法》一書的出版翻譯工作。
此后，歷經“四清”運動的艱苦錘煉和“文革”期間“五七”干校的三年石匠生涯，因人民大學被停辦，鄭杭生隨同整個哲學系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從1972年到1977年異地而處的歲月里，他常常在各類報刊雜志上發表理論文章，還為北師大哲學進修班、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人大哲學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反杜林論”課程，講授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著作。
粉碎“四人幫”后，鄭杭生集中力量從哲學的角度進行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在主要報刊上發表了近20篇文章，其中，發表在1977年《紅旗》雜志的《批判折衷主義，還是攻擊兩點論》一文，先后被翻譯成英、法、德等多種文字。針對當時長期困擾我國理論界的“階級”屬性問題，他曾與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報》發文，對“階級是一個廣泛的社會范疇”提出了質疑。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鄭杭生和李秀林、吳樹青合著的《〈論十大關系〉中的辯證法》。
翻看那個階段鄭杭生的文章和著作，都貫穿著把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起來這條主線。此后，他開始參加由社會學家費孝通主持的社會學“月談會”，并與人合作翻譯了《現代資產階級理論社會學批判》一書。
留學英倫 潛心社會學研究
鄭杭生祖籍浙江溫州樂清，俗話說：“有車輪的地方就有樂清人，沒有車輪的地方也有樂清人。”樂清人特有的“闖勁”融入了鄭杭生的血脈。
1978年，鄧小平作出關于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從那時起，中國人民大學開始陸續向不同國家選派學者留學。當一個前往英國進修哲學的訪問學者名額出現時，鄭杭生已經45歲，“但是我覺得時不我待，應當出去看一看”。通過各種考試取得資格，1981年11月8日，鄭杭生啟程前往英國。途中，他受托照顧同行的費孝通先生，聽取了費老關于恢復和重建新中國社會學的思考。而因為到預定的英國倫敦大學哲學系進修需要交學費，他轉到免收學費的布里斯托大學社會學系，一邊學習社會學，一邊進修分析哲學。
英國進修，成為鄭杭生的學術分水嶺。1983年底回國后，他的研究方向發生了轉變，主要研究社會學。
在鄭杭生教授之前，中國的社會學的發展大體歷經三代學人，由嚴復率先介紹西方學說入華，到孫本文、陳達、李景漢、費孝通、雷潔瓊等學者一面引入西方社會學理論、一面進行社會學中國化探索。此后，社會學在1952年被當作“資產階級偽科學”撤銷，到1978年后恢復重建時，正如費孝通先生在《社會學概論》序言中坦言，“如果用其他比較成熟的學科的標準來衡量，很可以說這是‘不成樣子’或‘不三不四’的”。
真正進入這一研究領域后，鄭杭生迫切感到，“面對一個剛剛才從‘文革’陰霾里走出來的國家，面對一個進入快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社會學家回答一系列社會有序運行和學科建設的問題”。他的工作內容既包括了對理論的研究，也包括了對社會熱點和社會問題的關注。
1984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經教育部批準成立，成員只有時任所長鄭杭生一人。1987年，鄭杭生又主持創建社會學系。經過緊鑼密鼓組建班子，1986年社會學碩士點建立并開始招生，進而一步步建立博士點、建成重點學科、成立博士后流動站。多年來，“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社會學本土論”、“社會互構論”、“實踐結構論”等社會學“五論”從這里發端，社會運行學派由此創建。由鄭杭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至今已先后出了4版，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社會學教材之一，成為很多社會學者的入門讀物。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也多次實現了一級學科全國排名第一。
“頂天立地” 開創社會運行學派
2012年，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在江蘇吳江頒發，鄭杭生與陸學藝同獲這一社會學領域大獎。對于鄭杭生教授，頒獎詞稱：“他注重和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并組織撰寫基于大規模的經驗調查資料的社會發展系列研究報告，體現了社會學的社會關懷和實踐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資源，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努力進行理論探索，為推動中國社會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指導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開展“千人百村”社會調研時，鄭杭生教授把這種治學理念總結為“頂天立地”。所謂“頂天”，就是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識;所謂“立地”，就是要具有本土立場和草根精神。
從《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社會互構論》、《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應用——當代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拓展——當代中國社會學的前沿問題》到《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實踐結構論”的提出與“理論自覺”的軌跡》，厚厚四卷本印記著鄭杭生教授的學術歷程。
“社會運行論的提出其實是針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鄭杭生深切地感受到，社會的運行狀態對國家來說至關重要。于是，他選擇借鑒嚴復用治亂興衰來定義社會學的相關思想，進而提出了社會運行的概念，把社會運行分為良性、中性和惡性三種狀態，并著重結合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際，系統地研究了社會運行的條件、機制，由此形成了“社會運行論”。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末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國社會變化開始在方方面面展現，快速地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變，鄭杭生教授和他的團隊又進一步在1987年使用“轉型”這個術語的基礎上，在1989年提出了“社會轉型”、“轉型社會”概念，以此對我國的社會變化做出社會學概括，進一步提出了“轉型度”、“轉型勢”兩個概念并分別設置了次級概念，為量化地研究社會轉型提供理論基礎。此外，把社會的發展困境梳理為：發展困境、類發展困境、逆發展困境，用以解釋中國的發展進程。在幾次全國性調查的支撐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深化，社會轉型論在學術界產生了影響，“社會轉型”這個術語也和“良性運行”、“協調發展”一樣成為了大眾用語甚至政策用語。
很多學者曾經提到，研讀西方經典文獻總有一種感覺：產生于西方的社會學理論植根于解釋西方社會、主要是歐美社會，這些理論在東方、在中國是不是有完全的“普適性”?如果并不具備這樣的普適性，中國學者對待這些理論又應當怎么辦?為了回答這一問題，鄭杭生教授總結百年中國社會學的軌跡，提出了“立足現實，提煉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創新話語，創造特色”的學術路徑，希望以此引導中國社會學的理論推進，使中國社會學成為一門有根的學問。這就是“社會學本土論”，是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社會互構論”則是鄭杭生教授和研究團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背景下“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論回應和反思。“個人與社會”既是社會學的元問題，又是基本問題。“社會互構論”認為，“個人與社會”的差異和區別是消解不了的，關鍵是要揭示兩者之間的正確關系，即互相建構的關系，“社會塑造了個人，個人也在塑造著社會”。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演變過程既有對立沖突，也有協調整合，中間還有群體、階級階層、社區等一系列中間環節，因此需要一種能夠將個人與社會關系處理得當的“新型現代性”。
“實踐結構論”的提出，實質上要問答一個重要問題：在整個人類世界風險突現、急劇變遷、轉型提速的背景下，人類現代性要進一步得以延展，需要把握住社會發展的哪些重要大勢及新情況?鄭杭生教授和學術團隊對此提出了當今中國八種代表性發展趨勢，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必須形成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新探索，進而提出了研究中國經驗的“兩維視野”，倡導進行中國經驗的社會學分析，應當樹立一種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不能走極端，搞單極思維，應當既具有國際眼光，又注重于本土特質。
社會學“五論”被認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東方學術品格的中國人自己的原創性社會學理論”。翻開《社會運行學派的成長歷程》一書，可以看到自1984年以來對鄭杭生學術思想的評論文章，有學者認為，其社會學理論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的興起”。
對話世界 推動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
在西方社會學界，如社會學開創者孔德，如當代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福柯、布迪厄，都兼具了社會學家和哲學家雙重角色。作為“半路出家”的社會學者，鄭杭生教授認為，他所取得的成就受益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較為系統的現代西方哲學的訓練。
“哲學看待問題的視角，透視思想的深度，以及對待各種思潮的態度，所提出的方法論，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個學者的學術視野和學術洞察力。”在為博士生開設課程時，鄭杭生教授一直要求自己既要有哲學的深刻性，又要有社會學的現實感。
1983年留學回國后，鄭杭生受學校委托同時籌建社會學研究所和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教研室，還應邀主持面向全國高校的“當代西方哲學思潮評論”講座。隨著研究不斷深入，他先后赴意大利、美國、秘魯、日本、韓國等地參加國際學術活動，一方面提升社會運行學派的國際影響力，一方面考量西方人文社會學科發展中實用主義傳統和古典哲學傳統不同的路徑，并由此作出判斷，進行理論社會學及應用的探索。
1987年，鄭杭生開始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十年間，他致力于提升學校的國際性，“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英國文化委員會合作”。他找到當時英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杰姆斯提出批評意見，“跟一個大國的聯系，語言只是一種工具，政治、國際關系、經濟、社會、環境這些才是主要學科。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你們應該支持北京高校的發展，并且不僅僅是語言學校。”他同時表示，中國人民大學愿意保持與美國和歐洲交流的平衡，也希望歐洲能有自己的影響力。這一番話讓杰姆斯非常贊同，回去研究之后，他告訴鄭杭生“我們好好合作吧!”
從此，英國文化委員會每年出資3萬英鎊，人民大學5個學科每年獲得2個赴英留學名額。三年里，共有40余名人大教師走出國門。繼此，英國研究中心和歐洲研究中心先后成立，再到后來與愛丁堡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威爾士大學蘭彼得分校等5所英國高校建立聯系，一批人大學者拓寬了學術視野，成為各個學科的骨干力量。
2012年，鄭杭生教授從教50周年之際，作為國內注冊的第一個以“社會發展”為主題的非公募基金會，北京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正式成立。以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推動社會學進步為宗旨，基金會至今共資助了碩士生30名、博士生34名、青年學者90名。
憶及鄭杭生教授的種種努力，原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宋林飛說：“這些，都將融入中國社會學界共同的懷念之中!”
人物簡介
鄭杭生(1936—2014.11.9)，浙江樂清人，1936年9月16日生于浙江杭州。中國共產黨員，著名社會學家、教育家。
1961年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五年制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現代西方哲學教研室主任、社會學研究所創所所長、社會學系創系主任。1987年9月至1997年4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兼社會學組首席專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市社會學會名譽會長，北京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理事長，《社會學評論》和《社會建設》主編，世界鄭氏聯誼總會名譽會長、最高決策委員會主席，河南省鄭文化研究院院長。
曾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北京市社會學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學科規劃和評審組組長、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吳玉章獎金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等學術職務。
主要從事理論社會學及其應用研究，曾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等榮譽稱號和學術獎勵，多次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社會學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社會運行導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的轉型》、《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中英文版)、《20世紀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一、二、三、四版)(主編)，《鄭杭生社會學學術歷程》四卷本(《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社會互構論》、《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應用——當代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拓展——當代中國社會學的前沿問題》和《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深化——“實踐結構論”的提出與“理論自覺”的軌跡》)等。曾赴美國杜克大學、哈佛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日本立命館大學，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韓國慶熙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講學或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