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的價值

司馬遷著《史記》，首創紀傳體這一史書體輊裁，班固繼踵，著有《漢書》。《漢書》記載西漢一代的歷史，故亦稱《前漢書》，《后漢書》則記載東漢一代的歷史。《漢書》不僅在體例上與《史記》基本相同，其作者及寫作與《史記》亦有相似之處。班固的父親班彪，曾作《后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史記》雖也記載西漢歷史，但只記到漢武帝時期為止。班彪死時，其書尚未完成，班固便繼承父志，繼續寫下去，其間被人告發私修國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獄，書稿被抄，他的弟弟班超趕到洛陽去替他上書辨白，同時當地官吏也把他的書稿送到京師，漢明帝看過，覺得班固才能卓異，便讓他到京師做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皇家藏書的地方)，后來被明帝下旨允許繼續《漢書》的寫作。因此，《漢書》可稱為是一部“官書”，因為是得到皇帝的許可奉詔而寫，這和《史記》不太一樣，《史記》是一部私史。

后來班固隨外戚竇憲出擊匈奴，因功封侯，氣勢驕人，其家奴竟敢侮辱當時的洛陽令種兢。竇憲失勢自殺后，他的黨屬遭到清洗，種兢就趁機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92年)，班固死于獄中，時年61歲。班固死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便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又寫了《天文志》。所以這部《漢書》，正如清代學者趙翼所指出，是“經過四人(即彪、固、昭、續)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其記事始于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記229年史事。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由于《史記》中也有記載，所以《漢書》常常采用《史記》的內容，但由于二書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舍標準不盡相同，所以《漢書》采用《史記》時也有增刪改易。漢武帝以后，也就是昭、宣、元、成、哀、平連王莽共七朝的歷史，在《漢書》中最為詳盡，是《漢書》一書的主要內容，這一部分歷史的寫作，班固除參用班彪所著《后傳》外，也利用了劉向、劉歆、揚雄、馮商等人的一些成果，據說尤以用劉歆的撰述比較多，例如書中的《藝文志》即來源于劉歆的《七略》，《郊祀志》部分襲用了揚雄補作的《封禪書》，還有一些人的詔書、奏議也被從頭到尾完整地收入到《漢書》之中，故鄭樵在《通志》里曾譏班固乃“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其實班固那個時代的人：著書常常引用他書內容而不具名是比較常見的，不足為怪。

《漢書》雖沿用了紀傳體，但與《史記》相比，已經有了一些改變。最大的一點改變是，《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此外，《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為“紀”，“列傳”省稱為“傳”，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中，這些變化，被后來的史書沿襲下來。

《史記》有“八書”，《漢書》改“書”為“志”而有“十志”，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四種。其中《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五行志》記載了自《春秋》記事起至西漢末年間的自然災異現象及其解釋。《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以及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國家圖書目錄。

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著《史記》“不與圣人同是非，頗謬于經”，指責司馬遷的思想觀點和儒家圣人及儒家經書中不太一樣，其實這正是司馬遷高明的地方，他超越了他所在的時代;班固在《漢書》中完全把儒家思想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則囿于所在的時代。班固也曾嘲司馬遷雖博物洽聞，卻不能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免于宮刑，只是不料班固自己后來也深陷大獄而死。所以南北朝史學家范曄在其《后漢書?班固傳》中大有“目睫”之嘆：雙目明亮能分辨他人細細的毫毛，卻看不見自己粗粗的睫毛。

不過即便如此，范曄對班固的《漢書》還是有很高的評價，說班固的《漢書》在敘事上“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意思是《漢書》在記事上不過激不怪異，不，將人或事故意過分壓低或過分抬高，材料豐贍眾多但卻不穢繁雜亂，詳盡而有體例規矩，使人讀來興趣盎然而不厭煩。這個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

班固《漢書》為紀傳體斷代史的創始之作，后世歷代紀傳體“正史”，與其說源于《史記》，還不如說仿自《漢書》。從這個意義上看，《漢書》完全可以與《史記》比肩，為紀傳之楷模，史書之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