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和保護市場公平競爭 ——反不正當競爭法首次修訂凸顯四大亮點
來 源：新華社發表日期：2017-02-23
《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22日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是現行法自1993年實施以來的首次修訂。24年來，我國市場競爭行為出現了哪些變化？與現行法相比，《修訂草案》有哪些與時俱進的亮點？
亮點一：首次增加互聯網不正當競爭條款
由于現行法沒有關于互聯網競爭的規定，有的互聯網公司甚至質疑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互聯網領域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不但對互聯網企業造成影響，而且對廣大消費者的選擇造成干擾，如司法領域已判決的3Q大戰、百度訴3721等不正當競爭案等。
國家工商總局競爭執法局副局長桑林說，互聯網領域的不正當競爭傳播快、影響大、易復制。各級工商機關也陸續接到多起基于互聯網技術引發的不正當競爭問題投訴，但因為現行法律無明確規定，不能有效發揮行政執法部門的職能。
參與《修訂草案》的專家、北京大學競爭法中心主任肖江平說，對于互聯網領域出現的一些全新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由于現行法沒有分則條款，因而法院對同種行為的案件判決結果區別較大。
“近10年來，至少有400多個互聯網領域不正當競爭案件因為沒有分則條款，法官的自由裁量幅度過大，學界頗多爭議。”肖江平說。
上海交通大學競爭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說，根據互聯網反不正當競爭的客觀需要，《修訂草案》中首次增加了互聯網不正當競爭條款。《草案》規定競爭者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在互聯網領域從事影響用戶選擇、干擾其他經營者正常經營活動的行為，并具體規定了應予以禁止的行為，將增強行政執法查處互聯網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作用。
亮點二：對商業賄賂的范圍適當擴大
在藥品銷售中，一些醫院要求藥廠必須接受其指定的代理機構作為銷售商，否則就拒絕向某些藥廠采購藥品。實際上，這些中介機構對藥品銷售并無實質性服務，只是從中提成，再以各種方式將利益輸送給醫院，致使醫藥改革的政策難以真正落到實處。
專家表示，這些中介機構既非藥品買方，也非賣方，但卻幫助買方和賣方之間實現了不正當的利益輸送，本身也從中獲利，因此也應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制。
王先林說，《修訂草案》對商業賄賂的范圍做了適當擴大，原來賄賂的對象只限于交易相對方，現在增加了可能影響交易的第三方，明確了可能影響交易的第三方范圍，并對員工商業賄賂行為的認定作了特別規定。
桑林介紹，商業賄賂行為一直是反不正當競爭的查處重點，但是由于商業賄賂行為的特點發生明顯變化，由經營者之間做假賬，轉變成為假借第三方行賄受賄，而現行法對第三方行為未做明確規定，造成對商業賄賂的第三方難以有效規制。
肖江平認為，《修訂草案》將可能影響交易的第三方放進去，是很大的進步，既體現了商業賄賂的實質，又彌補了現行法相關條款的不足。
亮點三：細化各類惡意仿冒行為
當前，將他人注冊商標申請為企業字號等造成市場混淆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較為普遍，不僅損害了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而且對消費者造成誤導和損害。這類案件只能在訴訟中適用基本原則予以處理，行政執法機關無法具體實施。
“同仁堂”既是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字號，也是其商品的主要商標。但是按照現行法律，企業名稱是分級注冊，一些不法商人為搭“同仁堂”企業名譽和商品聲譽的便車，以“同仁堂”等字號經營，往往引起消費者誤認是北京同仁堂或者與其有關聯。這種情形就屬于基于商標、企業字號沖突造成的不正當競爭。
國家工商總局競爭執法局反不正當競爭處處長杜長紅表示，《修訂草案》確定了使用在先與公平競爭并重的原則，意在對惡意仿冒行為進行制止和查處。
王先林說，與商標法相銜接，《修訂草案》增加了屬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定。將他人注冊商標、未注冊馳名商標作為企業名稱中的字號使用，涉及筆名、藝名、社會組織名稱及其簡稱、域名主體部分、網站名稱、網頁以及頻道、欄目、節目等的名稱標識，不管這些誤導公眾的行為如何改頭換面，今后都有望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
肖江平說，類似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等電視節目，此前的糾紛，在知識產權侵權和反不正當競爭方面，存在一些爭議。《修訂草案》把頻道、欄目、節目等名稱和標識列入不正當競爭行為標的，有助于規范這些領域的市場競爭行為。
亮點四：讓違法成本恒定大于違法收益
在某著名藥企商業賄賂案的前期調查階段，當事人拒不向工商機關提供相關證明材料，搪塞拖延，使案件調查難以取得有效進展。商業秘密案件往往給權利人造成動輒上百萬甚至幾千萬的損害，行政調查往往耗費巨大精力物力財力，而行政處罰最高限額僅為20萬元，難以做到過罰相當。
王先林說，《修訂草案》進一步完善了行政執法權，增加了檢查、查封、扣押、查詢等強制措施，還突出了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
肖江平說，現行法是1993年制定的，是針對當時的市場狀況規定的行政處罰標準。一些國家的競爭立法中，競爭執法權較之一般執法權，其范圍更大、權力更寬。此次《修訂草案》體現了這個趨勢。
“加大執法的處罰力度，應當按標的額或違法所得的倍數來罰款，讓任何違法行為成本恒定大于違法收益。”肖江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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