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君（微信ID：changan-j）：今天，全國司法推進會在貴州貴陽召開。會上播放的視頻片中有個細節——江蘇南京市秦淮區法院法官戴娟審理一起案件時把材料導入“同案不同判預警系統”，結果系統自動計算出了參考量刑結果。其實，借助智能審判輔助系統，大數據助推辦案質量提升的同時，群眾的切身利益也得到了維護，比如下面這個例子，就跟上面的視頻細節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金句摘編

　　“通過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很大程度避免了‘同案不同判’和‘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

　　——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長楊愛軍

　　案例

　　故事要從兩份判決書說起：一份，由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一份，由河北省石家莊市橋西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作出。

　　這兩起官司案情相似，都是被告曾因職務行為簽下欠條，若干年后，被債權人告上法庭，被要求以個人財產償還。

　　不同的是：河南的法院沒有支持原告訴求，認為被告沒有還款責任。而三年后，河北的法院卻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決，判定被告有還款義務。

　　“同案不同判”，對司法公信力的殺傷力不言而喻。

　　2016年5月，被判敗訴的廖某，向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在見到法官時，他的情緒無比激動。

　　“如果得不到公正處理，我將來要到省院，到最高法院，不管打到什么地方，我都要打到底，尋求一個公正處理的結果！”主審法官楊愛軍，至今還記得廖某語氣中的忿忿不平。

　　但楊愛軍調閱案卷后，發現案情并不復雜。

　　十一年前，為了在農村宣傳法律法規，被告廖某曾被借調到河北省的宣傳組工作。在此期間，曾經責成原告秦某印刷一批宣傳畫，未付現款，欠條上的簽名，就是當時負責此項工作的廖某。

　　但令廖某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十一年后，自己竟被告上法庭，并在一審敗訴。

　　楊愛軍同樣不認同一審判決，因為在這張欠條上，明確寫明印刷目的是“印制農村法律法規宣傳畫”，從常理和印刷行業禁止性規定來推斷，這不應該是個人行為，不應該由個人承擔還款責任。

　　如果可以證明原告當時的行為是職務行為，那么，廖某個人就不該承擔責任。但，二審改判必須慎重。

　　為了增加內心確信，楊愛軍決定求助審判輔助系統。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委托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組織研發“智審”審判輔助系統，在河北全省178個法院正式上線。

　　在“智審”數據庫里，關聯著中國裁判文書網所有公開的裁判文書和河北省以往判過的案件。而且，為深化司法數據分析應用，智審系統通過對在辦案件的全部電子卷宗材料的分析，全方位呈現案件特征，基于案件特征自動為辦案法官推送直接相關的指導性或參考性案例。

　　“相同類型的案子就給你搜索出來了。以前別的人是怎么判的，其他法院是怎么出的，我們就能找到依據。有這個依據了以后，我們處理案子的話就更準確，更公正了。”楊愛軍表示。

　　目前，全國各級法院正以每5分鐘一次的頻率，向人民法院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自動匯聚新收集的各類案件數據。

　　目前，平臺共匯集了1億多件案件數據和2900多萬份裁判文書，各級法院可以非常便利地獲取和利用全局性的海量數據。

　　這就是大數據在司法審判中的力量!

　　通過查詢，楊愛軍發現了2013年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法院審理的那起相同的案件。當時法院的判斷是：被告霍某寫的欠條屬于職務行為，并且與原告無經濟來往，被告不承擔還款責任。

　　終于，2016年8月1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廖某的案子作出二審判決：撤銷石家莊市橋西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駁回原告秦某的訴訟請求。

　　“通過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很大程度避免了‘同案不同判’和‘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楊愛軍感慨。

　　制度鏈接

　　中國是成文法國家，但案例在司法實踐中一直發揮著積極的指導作用。大數據使法官在短時間內可以調閱成百上千的相似案例，這些過往案件形成的經驗理性，促進當事人對法院的判決形成是非對錯共識，更好地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最高人民法院基于河北法院試點成功經驗、正在全國推廣的這套審判輔助系統，與審判辦案系統無縫集成，支持法官對案件的電子卷宗進行文檔化編輯，并按法律要素實現結構化管理，最終形成可以由計算機自動引用、排列、歸納和分析的全要素案件數據，為法官辦案過程中從基于案由的類案推送向更加細致精準的基于案件事實、爭議焦點、法律適用等多維度的類案推送開辟了廣闊的應用前景。

　　孟書記說

　　“要把科技創新與司法體制改革融合起來，特別是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通過強化大數據深度應用，把統一的證據標準鑲嵌到數據化的程序之中，減少司法任意性，既提高審判效率，又促進司法公正。”

　　——2016年9月孟建柱在貴州調研時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