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半個世紀以前的“非典”報告

“天上人間”關門了，“錢柜”關張了，“甲55號”沒人了，水煮魚謝客了，健身房停業了，電影院歇菜了，網吧封掉了，“三聯書店”的消毒水夠把人嗆成木乃伊了，按摩的盲人師傅摸著黑跑回老家了。所以讀書，所以重讀加繆的《鼠疫》。

加繆的這部名作描寫了一場鼠疫的全過程，時間是上個世紀40年代，地點是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市。事實上，那個時間那個地點并沒有發生鼠疫，所以加繆描寫的是一場虛構的鼠疫。一般認為，這是一部寓言性小說，鼠疫控制下的奧蘭是喻指法西斯占領下的法國。然而，加繆對瘟疫的描寫具有如此驚人的準確性，以至于我們禁不住要把它當作一種紀實來讀。一開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斷發現死老鼠，第一個人死于怪病，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逐日增多。某一位醫生終于鼓起勇氣說出“鼠疫”這個詞，其他人亦心存疑慮，但不敢承認。因為害怕傳染，人人口含據說能防病的薄荷藥糖，乘公交車時背靠背，懷著戒心疏遠自己的鄰居，對身體的微小不適疑神疑鬼。人們的心態由僥幸轉為恐慌，又由恐慌轉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于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長假一樣，日常工作停止，人們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祈求自己平安渡過難關，等待瘟疫出現平息的跡象。商人乘機牟利，咖啡館貼出“酒能殺菌”的廣告招徠顧客，投機商高價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術史料中的或臨時杜撰的有關瘟疫的各種預言……凡此種種現象，我們現在讀到都不覺得陌生了，至少可以憑自身的經驗加以想象了。

1957年，加繆因《鼠疫》獲得當年諾貝爾文學獎。

過去，我們曾經把《鼠疫》當作一種虛構和象征來閱讀。經歷過這次的非典風波，我們突然發現它其實是一部人類面臨重大災難時的寫實主義巨著，堪稱半個世紀以前就為我們譜寫好了的“非典報告”。不僅這次災難我們是這樣過來的，而且在未知的將來，我們再次面臨另外的一場災難時，我們可能還是會這樣過來。

周國平、史鐵生、許紀霖、劉恒、邱華棟等著名作家學者都表示：《鼠疫》，也太像非典了。的確，在《鼠疫》中，和平而繁榮的生活像，禍從天降的突兀像，對青壯年的襲擊像，人們的突然恐慌像，相互之間的警惕、猜測與防備像，困守的無奈與絕望像，個體融入集體的不得已像，人的無序與自我反省像，眾志成城的英勇抗擊像，解脫之后的釋負與失憶像，危險的來去匆匆像……在小說中，加繆為我們做了一個預言，預言我們人類每每遇到瘟疫與災難，就必然會出現手足無措的狀況，也總是會有人進行奮力抗爭。

非典開始傳播后，面對在“突如其來”的非典面前人們的種種困惑與不安，國內眾多著名的人文學者和作家都向社會發出了閱讀《鼠疫》的號召。在陳嘉映和王焱等著名學者的倡議下，北京博集天卷圖書發行有限公司與譯林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了《鼠疫》的插圖修訂本。本書由周國平先生作序推薦，內文配有法國插畫大師多雷的精美插畫。

周國平先生在推薦序言中說：“瘟疫曾經是一個離我們多么遙遠的詞，無人能夠預想到，它竟落在了21世紀的我們頭上。在經歷了SARS的災難以后，現在來讀《鼠疫》，我們會有異乎尋常的感受。如果我們不把鼠疫僅僅看作一場惡夢和一個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的本質的一種經歷，也許就會獲得某些重要的啟示。我們也許會認識到，在人類生活中，禍害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為了不讓它們蔓延開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推薦說：“我很盼望大家都去讀一讀這本《鼠疫》。我們不要只追究政府為我們做了些什么，雖然作為公民，我們要行使監督和批評政府的職能，但作為一個獨立和自主的公民，更要思考的是，我們自己能夠做什么，我們這個社會能夠做什么，整個社會如何團結起來，共渡時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