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羅爾斯的《正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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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正義論》及其現實意義
作者：張祎 來源：《人民論壇》
1971年，美國著名理論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一出版，即刻成為當時西方社會領域最轟動的一件事，引起各界思想背景不同、觀點各異的哲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等的關注和熱議。《正義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平等、公平機會、差別對待等直接反映社會現象、影響社會正義的原則，是對當時西方國家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同時也對我國當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現代社會生活的快節奏，使大眾經常以工作繁忙等理由來推托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當“小悅悅”等類似的案例出現后，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公眾的道德標準和正義觀，應該思考我們社會的正義觀如何樹立。因此，當前我們更有必要重新翻閱哲學大師羅爾斯的《正義論》。
羅爾斯《正義論》的主要思想
在羅爾斯《正義論》之前，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的是傳統的功利主義，其核心思想是，如果能夠滿足社會成員的最大幸福，它的組織就是正確的和正義的，但它卻無法保證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公平分配，常常是資源總量增加了，成果和成本的分配卻有失公平，最終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化。針對這一缺陷，羅爾斯以洛克、盧梭、康德等社會契約論為基礎提出了足以替代功利主義的一種新的思想理論體系，即羅爾斯《正義論》。羅爾斯通過系統全面的論證，將其正義理論體系濃縮為兩大原則，第一是自由平等原則，第二是機會公正和差別原則二者的結合。
自由平等原則。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①簡言之為自由平等。羅爾斯在論證正義理論體系過程中，始終并一再強調把平等的自由原則放在第一位，這與資本主義國家自由至上這一普遍思想達成共識。他認為，自由的地位堅不可摧、不容侵犯，一種自由只能被另一種更自由制約，而不為任何經濟因素、利益因素所牽絆。羅爾斯闡述的自由平等原則，包括公民言論自由、思想開放、財產權平等、機遇平等、機會自由等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直接適用于規定社會基本制度、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他希望通過賦予社會個體自由與平等，從而實現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機會公正和差別原則相結合。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②這是《正義論》中所闡述的第二個原則，其中又包括公平機會原則和差別原則兩個內部原則，下面分別闡述這兩個原則：
公平機會原則，即同等的機會公平原則，它要求對于具有類似天賦和才干又有相同意愿的個體，在面對相同的社會職位和競爭機會時，能夠獲得同等的公平的機會，也就是說他們有可能擁有相同的成功前途。這樣就有利于避免因為某些偶然因素而造成的職位分配有失公平的情況。由此不難看出，公平機會原則的目的在于使社會協作關系始終處于一種公平正義的模式。簡言之，只要社會個體在彼此交往協作中遵守一個井然有序的模式，那么不論最終獲得什么樣的結果，都被認定為這種模式是正確的、是實現了某種正義的。不過，羅爾斯認為這并不能夠實現事實上的公平，所以他提出差別原則。
羅爾斯《正義論》在論證公平正義原則時用了不少文字強調：在承認社會個體差別的基礎上，必須確保程序上每一個社會個體自由地享有公平機會和平等權利，顯然，羅爾斯沒有追求絕對的人人平等，他承認社會差別的客觀存在。因此，他在差別原則中提到一個新的名詞——“最少受惠者”。所謂“最少受惠者”，是指那些家庭出身差、資質差、社會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差、擁有資源最少、收入最低、生活質量最差、期望值又很渺小的人。羅爾斯指出人民分配所得到的財富和資源當然是不平等的，但這種分配必須是對“最少受惠者”最有利。差別原則試圖縮小人們由于資質、家庭出身、成長背景、社會關系等偶然因素的差異所產生的結果上的巨大差異，使偶然因素造成的社會底層與中高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內，從而調整社會的不平等和經濟的不平等。
兩個原則之間的辯證關系。羅爾斯的兩個原則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充滿了相互補充而又主次分明的邏輯辯證關系。其中，第一個原則，即自由平等原則是首要原則。因為根據羅爾斯的闡述，任何與其所要求的絕對的自由平等不相符合之處，都不能用對社會和經濟有較大的好處這一理由來證明其有道理。而差別原則，建立在自由原則基礎之上，又從屬于自由原則。自由原則強調自由的過程，差別原則則強調自由的結果。差別原則是對自由原則在實施過程中形成的差距不斷進行調整，以確保自由原則以公平正義的形式呈現出來。只有在貫徹自由原則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貫徹差別原則。在第二個原則內部，機會公平原則又優先于差別原則，這表明了正義對效率具有絕對優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