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精致的正義論體系──《正義論》譯者前言
一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 )，美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1921年生于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1943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1950年在該校獲博士學位，以后相繼在普林斯頓大學(1950-1952年)、康奈爾大學(1953-1959年)、麻省理性工學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學(1962- )任教，現為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
羅爾斯著作不多，但在西方學術界影響甚大。1951年發表的"用于倫理學的一種決定程序的綱要"是他的初試之作。以后他專注于社會正義問題，潛心構筑一種理想性質的正義理論，發表了一些文章，在此基礎上，《正義論》一書前后三易其稿，終于在1971年正式出版發行。
《正義論》一書是羅爾斯積近二十年的努力思考的一部心血之作，它集羅爾斯思想之大成，把羅爾斯十多年來所發表的論文中表達的思想發展成為一個嚴密的條理一貫的體系──即一種繼承西方契約論的傳統，試圖代替現行功利主義的、有關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理論。
《正義論》出版之后，更準確地說，還在它出版之前，其中的思想就已通過羅爾斯所發表的文章，產生了廣泛的反響，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正義論》的成書既是一種體系化的努力，又試圖對各種已提出的反對意見進行辨駁或修正自身，這就自然使它在理論邏輯上更臻完善。所以，此書一出，很快就被譽為"二次大戰后倫理學、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著作"，被認為將列入經典之林。一般大學的哲學、政治、法律等有關學科都把它列為最重要的必讀書之一，作為"標準的精神食糧"，許多大學還開設了專門講解這本書的課程。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出版了一些專門的評論文集和輔助性讀物，并召開了討論這本書的各種規模的學術討論會。這種影響還波及到美國以外的其它一些西方國家，在那兒也激起了熱烈的反響。
《正義論》一書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是羅爾斯所研究的社會正義問題涉及到廣泛的領域。他是作為一個哲學家從道德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的基本結構的，即研究社會基本結構在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決定社會合理的利益或負擔之劃分方面的正義問題。然而由于這一對象的性質，他在學科上就必然要涉及到倫理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許多領域，而且，他所研究的問題又關系到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切身利益，因此，他的討論就不僅為倫理學，而且為其它一些學術領域的學者所注目，甚至為一般公眾所關心。
其次，羅爾斯醞釀和寫作《正義論》的年代，在美國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在五十年代，美國外有朝鮮戰爭，內有麥卡錫掀起的反共浪潮等;到六十年代，在涉外的方面有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在國內則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的爭取民權運動，黑人抗暴斗爭，校園學生運動，與豪富相對而言的貧困現象也成為令人矚目的問題。美國社會處在一種危機之中，處在一個亟須調整關系的關口，而羅爾斯《正義論》中所探討的平等自由、公正機會、分配份額、差別原則等問題，恰以一種理論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建議或希望。照羅爾斯的說法，他的理論是理想性質的，不涉及任何現實的制度和政策，探討范圍僅限于一種"法律被嚴格服從的狀況"，限于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因而他的理論又被人稱為一種烏托邦理論。但是，這并不是那種老式的、真誠幻想和期待的烏托邦理論，而寧可說是一種證明方式和標準，一種想為非理想的正義理論提供基礎的嘗試。羅爾斯認為，正義論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即理想部分，確立了那些在有利的環境下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的原則，即那些處理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限制和歷史偶然因素的原則;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則面對現實，主要由解決不正義問題的原則組成。他主要考慮的是理想部分，然而，他認為理想理論是非理想理論的基礎，理想的正義要為怎樣對待現實的不正義提供指導。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實際上體現著一種高度的虛擬性和強烈的現實性的結合，他是有感而發的，但所發并非一定通過直接訴諸現實政治問題的形式。相反，有時思辨的程度愈高，倒愈能表現時代的面貌。因此，他的思想作為他所處的動蕩時代、他所處的美國社會的一種折射乃至聚光，自然會引起許多人的注目和反應。
第三個原因涉及到羅爾斯理論的一些特點。二十世紀以來，英美倫理學乃至整個哲學一直是由實證和分析傳統占主導地位的。倫理學家們大都專注于從形式方面探討道德陳述及命令的語義和邏輯關系，而不太關心緊迫的現實道德問題，自然也不齒于構筑那種形而上的、絕對的倫理學體系。這樣，在某種程度上，倫理學實際上變成了道德方面的邏輯學和認識論，以致被人譏為"冷冰冰的倫理學"。這種現象在哲學的其它一些領域內也同樣存在。而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出版，則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哲學、倫理學潮流的一個重要轉折：即由形式的問題轉到實質性的問題;由懷疑和否定轉到試圖重新肯定;由實證的分析轉到思辨的概括。這個轉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十九世紀及其以前的古典的非懷疑的哲學倫理學傳統的復歸，是對康德、密爾等所代表的哲學傳統的復歸。羅爾斯明確地談到：道德理論是一種描述我們的道德能力的企圖，正義論即為描述我們的正義感的一種企圖，與描述我們的語法感需要一種語法理論相類似，描述我們的正義感也需要涉及原則和理論結構，所以，不能高估定義與意義分析，它們在道德理論中并不占有中心地位，而是要隨基本理論的興衰而興衰，而且，實質性地解釋道德觀念，反倒有益于意義分析。他說他"希望強調研究實質性道德觀念的中心地位。"但是，羅爾斯又吸收了分析哲學的某些成果，例如，他在構造其正義論體系時努力避免獨斷的傾向，謹慎小心地進行邏輯、語言方面的推敲，仔細琢磨證明的方式，確立自己的有限目標，對一些重大的根本的問題存而不論，以明智審慎來代替道德結論等等。羅爾斯正義論的上述特點引起了學術界乃至一般公眾的廣泛興趣。實際上，這種在哲學領域中轉向實質性問題的趨勢在美國迄今仍在繼續，并有加強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