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群：韓國政府的反腐敗斗爭和行政倫理建設
三、從領導擔當主角向制度建設轉化
韓國這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新生的國家，半個世紀以來，反腐敗斗爭及其行政倫理建設使其政府從腐敗成風的狀態轉變成一個相對廉潔且高效運行的狀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基本克服了許多國家都沒能克服的官員嚴重腐敗或大面積腐敗的問題，不能不說這是值得我們充分肯定的。
韓國政府自從二戰后建國以來，反腐敗斗爭的形式主要經歷了從領導人的威權和決心向行政倫理制度化的轉變過程。在軍人政權時期，韓國政府的腐敗程度之嚴重，使得韓國人民把腐敗稱為“韓國病”，而對政府極度不信任。如樸正熙雖然廉潔自律，但仍然不能制止腐敗之風的擴展和蔓延。軍人政權時期，反腐敗主要靠領導人的個人嚴于律己的努力。但要看到，如果沒有當時韓國領導人的這種努力，那么韓國后來的反腐敗就不可能如此成功。這里可與菲律賓相比較。1965年，菲律賓的馬科斯是以“發展經濟”和“反腐敗”為競選綱領的，上臺后頒布的第一個法令便是成立“反走私委員會”。但馬科斯的反腐敗徒具形式，其原因是馬科斯本人控制著財政大權，搖動著“錢袋子”調動文職和武職官員，在一小撮親信中分配權力，第一夫人則帶頭走私、積聚個人財富，“反腐敗”和“發展經濟”都成了空洞的政治口號。韓國軍人政權時期尤其是樸正熙時期雖然腐敗成風，但是樸正熙的廉潔作風，不能不對那些腐敗官員具有震懾作用。
懲治腐敗的成功不僅在于領導人的自律與廉潔，更重要的是在于制度治腐。韓國前期反腐敗斗爭的不得力，還表明領導人如果不能嚴于律己，本人就在其權位上成為了腐敗分子。金泳三時期把兩位前總統押上法庭，一個判處死刑，一個判處22年徒刑，不僅表明了韓國在金泳三時期反腐敗的決心，也證明了領導人腐敗的嚴重性。兩金時期，全方位多方面地加強了行政倫理制度建設，建立了預防腐敗的倫理制度機制。當然，我們看到，韓國的制度性的預防和反擊腐敗是一步步走過來的。在全斗煥時期就已經開始注重行政倫理制度建設，如頒布《公職人員倫理法》、《公務員服務規定》和《國家公務員法》。然而，這些法令只是到了兩金時期才真正得以落實。兩金時期把前代領導人的行政倫理制度建設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如綜合以往的行政倫理制度建設和反腐敗的制度成果，頒布了更有可操作性的《防止腐敗法》。從制度方面看，行政倫理制度建設是反腐敗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還有相應的反腐敗的機構建設，反腐敗的司法機構擁有獨立的不受任何人干涉而只服從憲法和相應法令的職能，是反腐敗斗爭能夠成功的又一關鍵所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反腐敗的制度機構，但真正能夠使得它完全起作用，并且能夠對最高領導人及其親屬起作用，也只有在現代國家制度之下才具有可行性。韓國的反腐敗斗爭沒有任何禁區，它不僅對于前任總統而言如此，對于現任的任何國家公務員和政府官員而言也是如此。2012年7月，李明博的胞兄和親信被韓國檢察廳拘捕，李明博為其胞兄及親信的腐敗行為向國人道謙。韓國檢察廳之所以有這樣的權力，就在于它在韓國具有不受任何權力制約的調查權和執法權。
自從人類社會需要政府管理以來，腐敗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犯罪行為，而且是系統的具有彌漫性的制度性犯罪。理查德?P.尼爾森指出:“系統性的、彌漫性的和非倫理的腐敗，能夠穿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和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而存在。例如，有人報告說，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有系統性的腐敗。非洲、亞洲、中歐、拉丁美洲、地中海、北美、北歐都有腐敗的因素存在。”[3]公共權力的公益性與體制內私人的利益追逐之間的張力永遠存在。在進行市場經濟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的內在動力在于激發和調動個人的物質追求欲望，而政府不得不是這一社會的最高管理者，從而有著更多的介入經濟生活的可能，因而有著誘發較之以往歷史時期更大腐敗的可能。加強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制度建設，就是進行現代化經濟建設國家的當務之急。韓國反腐敗斗爭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也深刻說明了這一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普遍存在著系統性腐敗問題。國際透明組織的反腐敗指數表明，韓國雖然不是亞洲國家中最靠前的，但已經是很靠前的國家，表明了韓國多年來的反腐敗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