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式政治參與： 對話的新形式
作 者：蔡之國 余夢陽 來 源：網絡傳播發表日期：2015-09-07
從近年引發巨大“圍觀”力量的話題來看，除去娛樂性圍觀，大多數話題都是圍繞公眾人物、公共政策與管理、社會道德等領域的負面新聞展開的，表現出個人話語與政治參與結合的特征。事實上，中國人似乎對政治總是抱有異乎尋常的敏感與熱情。網絡技術特別是 Web2.0 以及社會化媒體的深入發展，為社會民眾建構了一個自由表達的虛擬公共領域，每個人都可以在博客、微博、BBS 論壇、播客、即時通訊、微信等 Web2.0 以及UGC（用戶生成內容）平臺上自由言說， 互動表達，并逐漸催生了一種參與政治的新形式——圍觀式政治參與。
圍觀式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利用互聯網以及相關技術，圍繞一定的社會事件或者話題，虛擬群集，通過或話語討論或轉發跟帖或人肉搜索或打醬油式旁觀等圍觀形式，提供信息，表達見解，以實現議政的網絡活動。圍觀式政治參與不同于體制內有組織的政治參與，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網絡沖浪” ，而是通過點擊率、跟帖數、轉發量等指標顯示圍觀參與，通過圍觀數量的累聚形成網絡群體意見或者網絡輿論，以影響社會和參與公共管理的政治參與新形式。當話題具有強烈的關注度和爭論性時， 容易產生強大的“圍觀”力量，在網絡上形成議題設置或者引發傳統媒體的互動，并以強勢姿態引發社會關注或“共振” ，甚至影響社會政治決策 ； 當話題平淡并不具有爭議性時，往往形成不了大規模的“圍觀” ，只能在“無聊”中走向虛無。
應該說，網絡圍觀依靠網絡“話語”的釋放和聚合的力量，建構起一種新型的文化權力關系，它一方面釋放了民間話語，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社會壓力和矛盾的減壓閥 ； 另一方面也群聚著社會意見和態度，具有社會輿論的特征，發揮著政治參與的作用。
圍觀式政治參與的新形式
“話語是對主題或者目標的談話方式” ， 是“社會化、歷史化及制度化的構成之產物” 。基于中國傳統以及社會轉型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兩個相對獨立但有時又相互交錯的話語體系：一是官方話語，二是民間話語。官方話語指的是處于權力結構中的政府組織、官員以及主導的媒體表現出的代表政府或領導階層立場，體現政府或領導人意志和意向的語言，具有政治性、宣傳性、導向性等特征 ； 民間話語則是代表社會大眾的立場，體現社會民眾的情緒、利益與訴求的語言，具有草根性、多元性、利益化、非理性等特征。在威權政治時期，民間話語的公共傳播空間往往被官方話語所擠壓和遮蔽，以致在公共領域難以真實地 “自我言說” ， 只能在民間 “竊竊私語” 。我國的改革開放使社會利益主體以及價值觀日漸多元，而數字化媒體的自由、匿名、互動、便捷等媒介特征，使民間話語在虛擬的網絡這一公共領域找到了“發聲”的通道，于是，一哄而起，自由言說，眾聲喧嘩，與官方話語展開了或互動或博弈的對話。
對話，按照巴赫金的界定，就是同意、反對、爭論、 駁斥。巴赫金認為， 對話能夠彰顯人的存在。在提倡和諧、溝通的當代社會，對話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路徑而被普遍運用。在圍觀式政治參與中，網民不僅僅是看客，還是民間話語的表達者， 他們往往會按照自身的生存狀態、 權力訴求、社會想象等對信息進行解碼、編碼和表達，因此民間話語的建構及其效能，體現了民間意識與多元價值，并不是虛妄的噪音，而是意見的表達，這需要在與官方話語的對話中重新解讀。
一般而言，民間話語對話官方話語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 一是揭露與駁斥式。揭露駁斥是針對官方對信息的控制策略以及政府官員的“雷言雷語”而采取的對抗性策略，主要指社會公眾通過人肉搜索、信息舉證以及擺事實、推論等方式揭露或者反駁官方話語的遮蔽或荒謬之處，以達到暴露、批評的目的。民間力量是巨大的，民間的“揭丑”式暴露往往會由于專家、草根記者以及知情人的參與，而得到真實、客觀的呈現。不過，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有些民間話語的暴露源于個人的印象或者想象，體現出民間話語的主觀性和非理性特征。 “SARS 事件” 、 “孫志剛事件”等都是因為民間話語而揭開事件的真相。二是抵觸與反控式。抵觸是對宣教性話語的反撥，它往往通過惡搞、諷刺、反語、造句等起哄方式來解構或者詮釋話語霸權 ； 反控則是針對刪帖、濾帖等網絡控制而采取的翻墻等反控制策略來消解，闡釋自己對社會的理解的一種方式。三是肯定與補充式。肯定是民間話語對官方話語的認可與贊同，補充則是對官方話語的擴充與完善，這種方式體現出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在某些方面，比如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社會道德等，具有一致或者合作的一面，這也為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有效互動提供了可能。不過，從內容和話語表達形式上看，網絡圍觀中的民間話語表現更多的是對抗。
有效互動 : 良性的對話策略
圍觀的民間話語，往往體現出對官方話語的抵制、消解或者重構。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有效互動，離不開政府及官員的觀念轉變、網民的自律以及制度的保證等。
在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有效互動的過程中，掌握主動權的是政府及官員，這要求政府組織及官員轉變觀念，通過與民間話語的有效對話來促進兩者的良性互動。很多官員對新媒體還帶有恐懼心理，甚至“談網色變” ，希望通過刪、堵等方式加強對網絡輿情的控制。實際上，在社會化媒體時代，幾乎所有的信息都無法遁形，以往依靠政治權力和人脈關系來“堵” “捂”不但難以奏效，還往往會加速事件的曝光與圍觀，甚至事與愿違，導致謠言、小道消息滿天飛，最終陷入被動局面，損害政府公信力。為此，政府組織及官員 ： 一要強化自身形象建設，提高科學管理能力，消除社會公眾對自身的“刻板印象” ； 二要把握社會化媒體自由、匿名、互動等媒介特性，辯證看待網絡圍觀的民間話語，維護和保障社會大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 三要加強信息的公開與透明，加強與民間話語的及時、有效對話，構建和諧、理性的交互模式，共同促進社會的民主與進步。
社會化媒體在賦予社會大眾更多權力的同時，也給予了更多的責任，這要求網民要強化媒介素養，加強自律意識，擔負起理性傳播的責任。雖然社會化媒體有助于促進社會的發展與變革，但過分、非理性的網絡圍觀往往會引發政府的控制與管理。因此，在每個人都是信息生產者和傳播者的社會化媒體時代，網民應該強化自身的媒介素養和自律意識，珍惜媒介賦予個人的權力，理性表達、理性批判，從而在社會化媒體時代贏得更多的話語表達權，促進社會民主與發展進程。
加強法律法規等制度建設，是實現兩種話語有效互動的保障。制度是社會有效、有序運作的前提。就我國現有法律制度而言，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對散布謠言、侵害國家和他人權利、非法集會等都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但由于網絡傳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國內很多法規、制度還沒有與時俱進，這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來保障網絡社會的有序運行。需要說明的是，國家在制定法制時，應傾聽網民的聲音，確保法律制度有助于保護社會民眾的權益，而不應該一味地去限制、防范網民的網絡行為。
網絡圍觀式政治參與，是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的對話。社會心態的失調與錯位、執政者對社會化媒體認知的不足和傳播技能的缺乏，以及二者的互不信任，是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互動對話較少而博弈抗爭較多的原因。在媒介生態變遷的背景下，這種互動博弈還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 ： 民間挑戰——政府回應——解決應對——再挑戰——再回應——再解決應對……在民間話語對話官方話語的過程中，無論是話語表達還是行動實踐都會可能面臨一些積極或者負面的影響，但也會逐步做出調整。不管怎樣，在社會化媒體時代，政府組織與官員需要調適，網民需要自律，這都是當下以及未來不爭的趨勢。我們相信，隨著二者調整深度和廣度的遞進，中國社會必然會走向更為民主與和諧的路途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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