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茫一代”：35歲成生死線 無處安放未來
來 源：數字商業時代發表日期：2012-06-08
這是“壓力山大”的一代人。嚴重透支身體，恨不能每周7*24小時地工作，在躋身上層、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們的不安全感、焦慮感從某種程度上遠遠超過了父輩。
他們幾乎完整地經歷了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三十年，從物質財富的極度匱乏到迅速富裕;同時也見證了恢復高考、計劃生育、打破大鍋飯、企業改制、取消福利分房、中國加入WTO等種種既有秩序的被打破。
當秩序被打破時，總會有人為此付出代價。這一代人身上深深烙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代際變遷的印記。
35歲老了?
提前來臨的焦慮、無措、迷茫
科銳國際人力資源公司業務總監劉峰前一陣子剛剛接觸了一家叫“豆瓣”的互聯網公司。讓他這個做了十幾年人力資源工作的老“獵頭”有些意外的是，豆瓣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非常小，大概在25歲左右。
大約三年前，劉峰和騰訊的HR有次聊天，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騰訊的“特色”之一“很年輕”。
近十年里，國內一些新晉大公司的出現，像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的崛起，帶動了一個大產業，使很多年輕人年紀輕輕就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而且，互聯網等新產業的勃興，正加速著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和優勝劣汰，也正拉低著職場人群的平均年齡。
互聯網領域里“年輕化”的公司正日益多起來。比如中國第一家女性團購網站“聚美優品”，三個聯合創始人都是80后，一些中層管理者甚至是1989年生人，今年29歲的CEO陳歐一直有個想法，在自己30歲以前把聚美優品做上市。他甚至坦言，在事業快速發展的這幾年，他暫時不會因為結婚這類“家事”把自己限制住。
35歲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職場“生死線”，對許多IT人來說，35歲甚至意味著技術生涯的結束。
現在，對越來越多在職場和事業上打拼的80后來說，29歲就已經臨近“過期”：青春的有效期29歲截止，一到30歲，就會被打上“Timeout”(過期)的印記。
對于那些最早一批進入外資企業“吃螃蟹”的人來說，現在已近人到中年，更是處境尷尬。
一方面由于年齡的原因，不少外企白領在公司的發展遭遇瓶頸，“在我這個年齡和職位，繼續待在外企的話后面的路已經很清楚，升職上遭遇玻璃天花板，年齡上經不起高強度的工作”。
另一方面，不少人由于產業大環境的變化，“金飯碗”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
科銳國際早期的客戶源100%都是外資企業;公司成立五六年時，2000年左右，科銳國際開始與包括華為、李寧等在內的本土企業有初步接觸;到2004年、2005年時，公司明確將發展內資企業客戶作為重點，彼時內資企業所占科銳國際客戶源的比例還很低;從2008年、2009年以后，內資企業的業務能占到科銳國際總業務的百分之二三十。“在高科技、互聯網這些行業，外資客戶與內資客戶的比重甚至是四六開。”
劉峰認識很多外資企業的高層或者中層以上的經理，在90年代末或者2000年左右，他們的職業很讓人艷羨，而現在職業的“含金量”已經大不如以前。“那時候的外企中高層，買兩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你今天進到外企，即使給你八千、一萬塊錢月薪，你什么時候才能買個房子呢?同樣是薪水，含義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讓職場危機提前而至，在發達國家，焦慮、無措、迷茫等中年職場危機的表現通常發生在45～55歲，但是在中國卻提前了近10年。
這是“壓力山大”的一代人。嚴重透支身體，恨不能每周7x24小時地工作，在躋身上層、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們的不安全感、焦慮感從某種程度上遠遠超過了父輩。
退休或重返職場?
參數未知的將來
“退休”，對當下這個人群來說，幾乎是一種奢望。
李強是一家私企的老板，早年做生意賺了幾百萬后覺得足夠將來生活了，便結束了生意，開始安享生活。可是不到十年，他發現生活的發展完全脫離了他預設的軌道。“十年前幾百萬足夠一個人安安穩穩過完一輩子，可是我沒有想到這幾年房價、物價會漲成這樣，現在幾百萬還算個啥。”“安享”計劃泡湯的李強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創業。
劉峰身邊也有朋友有過和李強類似“提前退休”的經歷。這位朋友為了移民加拿大，在事業發展最順風順水的時候，提前結束在中國國內的工作，在加拿大當地隨便找了個工作。待到移民必須的居住時間期滿后，這位朋友想再回中國來發展，卻發現已經錯失了事業發展的最好機會。
對于至少還有些“家底兒”的李強等人來說未來雖然艱難，但還不至于毫無保障，對于更多的中年職場工作者而言未來生活的參數一概未知，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這一群體的焦慮。到底有多少資產未來才可以安枕無憂?沒人可以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20多年前，大學每年的學費只有200元，現在有些專業已經沖上萬元，增長了約50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有一項7625人參與的調查統計稱，盡管78.8%的人認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但是85.3%的人感覺自己的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了。有人估算了近四十年來中國人結婚的成本：70年代末是600元，80年代是3000元，90年代是3.3萬，21世紀達56.6萬，越來越貴的中國式婚姻。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社會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但人們的收入增長速度卻遠沒有跑過物價上漲的速度。
“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國家對中層人群，其實沒有好的政策來扶植他們。”劉峰感慨，中層的賦稅很高，高到很嚇人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國家給予這一階層的福利幾乎是零。“比如說我每月交那么多錢的稅，突然有一天失業了，卻發現我什么都沒有，真的是什么都沒有。”
對于這一現狀，資深產業經濟學家白益民認為，日本企業的員工對于未來的焦慮感要比中國低得多，“日本有約定俗成的終身雇傭制以及與其相配合的年功序列制、企業工會。這是日本的三大神器。”白益民介紹，在日本的企業中，企業不會輕易裁員，年功序列制是指工資待遇按員工的資歷慢慢增長，所以一旦進入一個企業，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未來在這家公司大概享有的工資待遇水準。
長期以來，對于中國是否應該采用終身雇傭制的爭論一直存在，白益民的看法是一些特定的企業可以嘗試這種制度，這對于企業人才的積累、技術的傳承以及員工對生活的安全感都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異化的人性
“被高速”的一代
曾小亮認為，整個社會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同時導致了人性的異化。因為人不可能變成一個經濟動物，人有內在的自尊、自我，有對幸福感的追逐，經濟并不能滿足人們更深的快樂。“很多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質保證之后，就會發現自己開始尋找新的幸福之道。”
“你會發現人們這種心理狀態的變化和經濟發展有一脈相承的地方，特別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曾小亮注意到，中年階層的這種集體性焦慮和迷茫，曾經出現在美國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臺灣的九十年代。
在中國，一方面是高速發展的經濟環境讓管理人才的職業晉升速度超過了心智成熟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應試教育過分注重分數，而忽視了心靈的成長，此外對經濟發展的過度追求，也讓這一群體缺乏對生活的整體觀。
“升遷官能癥”在中層人群中就相當普遍。“或是沒有做好準備，或者是能力不夠、提拔太快，被提拔上去以后，會發現很多事情自己沒有能力駕馭了。”曾小亮認為，因為心智的成熟速度趕不上社會角色的提升速度，很多中層人群在職場角色擢升后就會出現各種問題。“跟同事的關系、家庭的問題，突然就會覺得自己扛不住了。我曾經在專欄中提到過，在這個狀態下要學會用一些方法去調試，這就涉及到很多大的課題了。我覺得這跟人才的儲備也有關系，經濟發展太快，人才儲備不夠。”
這種對周遭事物掌控能力的欠缺也極大地加劇了這一人群的焦慮感。
一直以來，中國都推崇GDP增長的神話，認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盡快地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水平，解除貧困狀態，增強綜合國力。在這種背景下，“GDP崇拜”成為一種普遍情結，唯效率主義或獨尊經濟指數的發展成為主要甚至惟一的取向。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也導致了諸多不良的后果，國民教育、就業保障、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文化建設等與人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社會領域的發展就被不同程度的犧牲掉了，當置身經濟發展大潮的主流階層人士行至中年才發現自己忽略了身體，忽視了家庭，卻并沒有從過快發展的經濟中獲得多少幸福感，甚至于找不到自己的未來。
近年來，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越來越重視“幸福指數”這一軟指標，美國聯邦政府和英國內閣甚至撥巨資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聘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內曼等專家坐鎮，設立衡量人們幸福感的指標，使它與GDP一樣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標準。
“幸福經濟”越來越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曾有人發問，如果GDP的增長不能讓人們更幸福，政府為什么還要致力于GDP的增長呢?當下“茫一代”既是推動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螞蟻雄兵，也是被經濟高速發展“副作用”所中傷的一代，他們是否幸福、如何才能幸福，是中國社會經濟代際變遷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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