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田：享受生命的智慧

　　來源：人大新聞網

      劉春田， 共和國同齡人，曾作為北京知青在山西定襄插隊，在太鋼當過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后師從我國著名民法學家佟柔攻讀中國民法學，1985年，留校任教。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在愛知大學、巴爾的摩大學作訪問學者和進修。研究方向：中國民法、中國商法、知識產權法。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版權協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中華商標協會副會長等職。

　　四月的北京，春日的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記者見到了劉春田。劉春田最近一直很忙，剛開完三天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課題會會議，緊接著是一年一度的博士生考試錄取工作。

　　劉春田是我國高校知識產權法學科的開拓者。他投身知識產權的教育與研究，是偶然的機緣。1985年他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南京舉辦的著作權研修班，激起了他極大的興趣。當年，他就在國內首次開設了系統的知識產權法課，受到學生的歡迎。1986年，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倡導下，受原國家教委之命組建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并招收第二學士學位生，創建了我國高校知識產權法專業。此后，他參與了我國著作權法的起草、修改，以及商標法、專利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業秘密法的立法工作。作為學科帶頭人，他主持了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知識產權法》教學大綱和教材的編寫工作。

　　知識產權研究重根基

　　劉春田談到，中國人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接觸知識產權，二十多年來，立法、研究、教育的主要著眼點是條文的設計、制度的安排和與國際公約的銜接，但知識產權法律自身的體系化以及與傳統民法體系的整合，知識產權理論和深層的歷史、文化、社會根源，以及知識產權制度與本土固有資源的互動關系問題，鮮有思考。固然，知識產權技術性強，它強調效果，生性急功近利，但對研究者來說，知識產權理論更為重要，和任何學科一樣，惟有基礎研究成果才須臾不可缺，才具長遠的、 普世的價值。

　　“我們不是不需要知識產權理論，也不是知識產權理論不重要，只是目前沒有像樣的研究成果。這是對我們的挑戰，基礎理論是事物的真諦，基礎研究不是外國人的專利，中國人必須自己去面對”。

　　劉春田的研究是規矩的。二十多年來，劉春田在不斷的糾正錯誤中前進。他十年前就質疑知識產權為無形財產權的傳統認識，認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知識不可能是深 不可測、玄妙之極、無影無形的神鬼之學。任何知識都是具體的、有限的，是以形式、符號的狀態存在并能被人感知的，并提出了知識產權是關于“形式”的財產權的主張，否定了知識產權是無形財產權的概念。他認為基本概念是學科的根基，基礎研究是學科的起點，學術是圍繞概念、貢獻心得的活動。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從研究知識產權概念、對象和根源出發，系統地構筑我國知識產權基礎理論。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它的研究水平，決定了本學科長遠的、根本的、全局的水平和發展 走向。

　　“我們現在一提知識產權，就容易想到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國際公約，高新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都十分重要，但就知識產權這門學科發展來講，只是鮮花與碩果。與之相比，知識產權理論才是學科之基礎、根本與核心。”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但只要根基在，花還會再開，果還會再熟。知識產權研究重在根基，同時以開放的心態，從新事物的發展中不斷汲取營養，加以理性升華，這才是知識產權的歸宿。

　　辦公桌上堆著厚厚的經濟學書。“近來買了十幾本有關價值學的書。我認為，決定知識產權價格的不是勞動，而是需求。這一觀點涉及知識產權的正當性，值得研究”。這是劉春田近幾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

　　“勞動是智力和體力的合一，沒有智力參與，體力只能是自然力無謂的消耗。沒有智力參與，智力也只能停留在主觀頭腦中。勞動技能是可以學習的，凡是可以學習、 訓練的都不是創造。從哲學角度來講，勞動成果是既有事物的量變，是量的擴張，勞動是重復的、可比較的行為，它的量是可以計算的，計量單位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反，創造所貢獻的，是前所未有的東西，找不到社會必要創造時間來計量它。比如做詩，曹植七步之內吟出讓人肝腸寸斷、千古傳誦的詩篇，一般人可能苦思三十年也做不出，因此創造沒有成本上的可比性”。

　　“技術開發、創造的成本準確地說是物質成本，是指人的物化勞動的投入。比如，制片人花三個多億拍《無極》，但是并不意味著任何人花三個多億都能創造出這樣的一個《無極》來，它是伴隨著物質財富的消耗被描述出來的。創造是貢獻生活方式的活動，不是勞動價值的物化。用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益學說來解釋，是一條思路。這只是初步想法，還沒有完全弄清楚，還在研究中”。

　　“知識、技術、發明所花費的創造力是無法用物質成本衡量的，因而是無價的。這話對不?你回去好好想想”。這是劉春田給記者布置的課后作業。

　　做學問是研究和創造過程

　　紛繁的法學書堆中，很少有劉春田的著作，記者很是納悶。

　　“我的著作比較少，主要是因為我的知識水平，研究能力有限。學問是指自己的心得，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這是劉春田在做學問方面的價值觀。他對著書持謹慎的態度，但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和思考。他發表的論文雖然只有幾十篇，但大多都很有影響，他的觀點被人注意，往往被長期討論。

　　“學問確實不好做”。這句話道出了多少做學問者的心聲。

　　劉春田把做學問分成兩個方面，包括研究和創造。研究是求真、求本，追根溯源。創造卻是求美，是設計出前所沒有的東西。通過文字、語言的形式把研究心得表現出來，是藝術、是形式美。學問，應當是在享受文字美、形式美中獲得科學真諦。

　　研究和創造，都是很艱辛的事兒。那種想跨越式發展，想抓住機遇大干一場的心態是要不得的。人世間，浮與沉，動與靜，不同行當有不同的態度，做學問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為學者應當善于沉與靜，應當保持一種從容不迫的心態，撥開浮塵。劉春田大抵也是善于沉與靜的。

　　針對目前披露較多的學術抄襲、學術腐敗現象，劉春田言辭犀利地指出，學問從來都不是能從現有成果中搜索得來的。學問是提煉與思考的結果，僅憑搜索得來的學問就不是學問。

　　做學問講究的是真才實學，劉春田用極其景仰的語氣提起陳寅恪。早年，清華大學在聘用陳寅恪時，陳寅恪一沒有學位，二沒有著作。清華大學為什么還聘他?因為他有真才實學。

　　據說，陳寅恪有三不講：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他自己講過的不講。

　　劉春田坦言：這種要求是極其嚴苛的，我做不到。但陳寅恪這種一絲不茍的治學態度，卻如學術寶鑒，指引著我們這些后來者，使我們在做學問時不敢胡來。

　　感悟《論語》和《道德經》

　　在人大法學院一直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劉春田對新入學的弟子，推薦他們讀《論語》和《道德經》。

　　這兩本書跟學習知識產權到底有多大聯系呢?記者很是疑惑。

　　如同那些他的弟子，在要求老師推薦研究生必讀書目時，他們怎么也想不到老師會推薦這兩本書。

　　然而，劉春田推薦這兩本書絕非一時興起的偶然，他有著自己的想法。

　　清華學生劉海洋硫酸潑熊事件，讓劉春田頗感痛心。他認為，大學負有特殊的使命，是養育人的地方，既要精誠學術，又要貴重人品。教育應當人性化，讓學生建立健康的人格和理性的思維方式，要做文化人。文化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生活方式和態度。人格上的高尚、完美不是任何僅憑機械的專業教學所能塑造的，需要豐富的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一系列文化的熏陶，需要長期和耐心的積淀。當代知識分子既要現代化，也要中國化。中國化，便離不開經典文化。

　　這便是他推薦弟子讀《論語》、《道德經》的緣由了。

　　《論語》是封建社會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回答了人的道德觀、價值觀、社會責任等一系列問題。它告訴我們作為一個讀書人應有社會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因為思想認識、文化經歷、家庭背景等差異，學生對《論語》的理解也會各有不同。但我希望他們能從中有所悟，并能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真正成為‘國民表率，社會棟梁’(人大校訓)”。

　　“治大國如烹小鮮”。治國只是一種玩意兒，一門手藝，這是何等的境界啊!這些舉重若輕的思考方法、思維方式，無不在《道德經》中得到了體現。說這番話時，劉春田敬若神明，停留在空中的手勢形成了一個大大的感嘆號。

　　《論語》和《道德經》，沒有一處描述知識產權，但卻足以讓我們學以致用。這個用就是讓學習成為我們生活的一種常態，體會智者的智慧，享受生命的智慧。

　　“一個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有權力支配別人，而是有能力、智慧影響別人。能影響別人的只有智慧，讓人由衷的心向往你”。

　　“滿天星斗，還是漆黑一片。但是只要有一輪太陽，足以照亮世界”。

　　這是為劉春田推薦《論語》和《道德經》的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