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義論
三、正義與利益
問題在于：人們為什么要提出正義原則?人們之所以要提出正義原則，是因為需要確立制度規范的價值尺度，據此判定某種制度規范是否正當、適宜;而之所以要建構制度規范，則是因為需要解決社會利益沖突問題，亦即建構社會秩序、達成社會和諧。換句話說，“義”的問題其實是由“利”的問題導出的。所以朱熹指出：“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與延平李先生書》[9])、“學無淺深，并要辨義利”(《朱熹語類》[10] 卷十三)。于是我們進入了一個存在著巨大爭議的話題：孟子提出的“義利之辨”。
我們發現，在孟子上述“仁義禮智”架構中，并沒有明確地給出“利”的地位。這與他所提出的“義利之辨”問題密切相關。學者們往往誤以為儒家主張義利的截然對立：“孔子與春秋時的義利相蘊說有異，而開義利互拒互斥的端緒。…… 明確揭示義利是主體所追求的兩種截然相對的價值導向。…… 孟子……非常明確地、全面地把義利對立起來。”[11] 其實，人們對孟子所提出的“義利之辨”存在著很大的誤解。關于“義利之辨”，《孟子》一書開篇就說：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今人舊說往往以為孟子“義利之辨”是將義與利截然對立，此說實大謬不然。細味孟子之論，其意并非排斥利益，而是勸導魏君：不要以利益為倡導、“以利為名”，否則國內從風，大夫、士、庶人皆“后義而先利”，其結果是君弒國危;反之，只須“曰‘仁義’而已”、即唯“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自然能夠“利吾國”，因為“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后其君者”。這正如趙岐注所說：“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孟子注疏·梁惠王上》)這就是說，孟子所論，不是以何為實的問題，而是以何為名的問題。所以，朱熹引程子說：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唯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賢之心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
程子之說還揭示了孟子之論的另一層意思：孟子盡管是在游說魏君，實則真正關注的乃是“天下之人唯利是求，不復知有仁義”。在這一點上，孟子對魏君是很不以為然的：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盡心下》)
《孟子》另有一段記載，也是這個意思：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愿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于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于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孟子此處之論，所反對的還是以“利”為“號”，主張的是以“仁義”為“號”，認為否則其結果便是“亡”。這就是說，孟子這里所論的還是名的問題、而非實的問題。
簡而言之，孟子“義利之辨”的意旨并非以義非利，而是以義為利。這其實不僅是孟子、也是其師子思的思想。晁公武引《子思子》載：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郡齋讀書志》[12]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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