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門合作有“形”更要有“行”

來 源：人民網-《人民日報》發表日期：2011-09-13

　　從形式到行動，在靜態設計合作機制的同時，研究合作過程的動態變遷，在行動中保障部門合作效能

　　當前，公共事務日益多元化，促使政府職能專業化并進而引發了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但是，公共事務多元化并不意味它的獨立性，相反，某些公共事務是多層次問題的集中表現，需要多個部門的綜合治理。因此，政府機構改革并不應該是簡單的機構增減，而應該是結構和功能上的優化。為此，“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和“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都已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

　　迄今為止，我國政府部門合作的機制繁多，形式豐富：高層決策會議、分管領導牽頭、專門議事協調機構、部際聯席會議、主要部門牽頭合作等大量涌現，對我國重大項目建設的完成、社會突出問題的解決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總體上說，這些合作機制都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從部門來說，部門的合作意圖影響合作效果。我國政府部門合作主要來源于領導的直接安排、主要部門的組織牽頭、部門間的自發結合等。但是，在第一種方式中，合作的流程多是領導意志的體現，各部門僅對上級負責，合作機制流于形式;在第二、三種方式中，可能會出現牽頭部門與參與部門、強勢部門與弱勢部門的地位差別，尤其是彼此的競爭關系可能會導致合作偏軌，為某些部門所利用。

　　從合作來說，合作的方式方法會影響合作效果。比如，主要牽頭部門合作強調對牽頭部門的責任明確，但在行動中，缺乏對牽頭部門強權意志的有效控制。同時，在合作過程中，還存在合作層級不明確、協調內容不規范等問題，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改革。

　　從體制來說，政府的“條塊關系”也會影響合作效果。在很長的時間里，政府部門更多地受限于“條條”關系，并且在每個不同的“條條”關系上，都有自己獨特的運作規則和程序。當這些部門合作時，任何一個部門所遵循的“條條”規則都很難自然而然地成為整體合作機制的共識標準，從而給合作增加困難。

　　所以，一個機制的建立并不意味著一個機制的成功，政府部門合作，有“形”更要有“行”。我們更應該從形式到行動，在靜態設計合作機制的同時，研究合作過程的動態變遷，在行動中保障部門合作效能。

　　首先，激發合作的需求。僅從政府體制而言，需求來源于資源的差異性，應該積極改變政府體制中的“職責同構”現象，將不同的權責、資源在不同的層級、區域和部門中進行適當的有差別的科學配置。

　　其次，增強合作的認同。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充分的認同能給合作帶來契機和保障，反之，則可能會引發少數部門的消極作為。而構建合作型組織文化可以是一種探索，即在部門日常工作中，貫徹落實“以人為本”、公共服務等普適性價值，逐步實現從競爭到合作的思想轉變，最終形成“合作共識”。

　　再次，規范合作的制度。制度是根本，是效果的保障。如前文所述，某些部門試圖通過對制度的控制，實現對其他部門的駕馭，從而讓合作機制為自己所利用。有鑒于此，就必須努力推進政府部門合作的科學立法、規范執法。

　　最后，推動合作常態化。政府部門合作不是一次簡單的制度性、結構性安排，而是一個充滿部門策略性互動的長期過程，而這種策略性互動可能會給合作帶來諸多不確定性。所以，應盡快建立健全績效評估系統，完善監督制度，規范合作運行機制，建立長效機制，以推動合作常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