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一直想追尋一個問題：故鄉和老家可以區分開來嗎？或者換一種更具有操作性的問法，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才能把故鄉和老家區分開來？

　　這是我在寫作《老家》的時候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也是近兩年在閱讀大量有關中國鄉村題材的非虛構作品時所得到的一種真實感受：把故鄉和老家區分開來，也就是對圍繞著故鄉這個核心的敘事進行清理，其本質則是一種“去鄉愁化”。“故鄉”一詞大家都不陌生，與之相聯系的還有離鄉、還鄉、鄉愁、鄉愿等，都早已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重要主題。在這其中，鄉愁是鄉村非虛構敘事的主要情感基調。但到了21世紀，特別是現在這個信息發達、現代化進步的時代，傳統的鄉村和鄉村社會正在面臨著浸潤式的消逝，生活和人心正在變化，我們有必要重新去審視這些概念，重新確認它們的內涵和有效性。

　　這個重新審視和確認的前提，是出現了一批和之前的鄉村非虛構敘事不太一樣的作品，比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閻海軍的《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江子的《田園將蕪》、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等等。這些作品的共同之處是開始有意識地“去鄉愁化”，即有意識地淡化傳統非虛構類鄉村敘事的鄉愁色彩，代之以社會學、文學批評、新聞學等視角和思路。在這些新的思想方法和寫作形式的滲透下，非虛構敘事中的鄉村開始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真實”狀態，既不過分烏托邦化，也不過分惡托邦化，而是在一定的立場和思想方法的指導下，呈現出富有質感的現場性。

　　這些變化表現在文本上就是一條從“故鄉”回到“老家”的道路。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是以自己的老家河南穰縣為書寫的基本點，掀起一輪關于新時代鄉村處境和命運的話題，這兩部作品既承接著中國現代以來的鄉愁書寫，但社會調查方法的適當引入，又讓這種鄉愁不同以往，具有了一定的建設性功能。梁鴻并不是一個傳統的還鄉者，她的還鄉除了帶有情感，還帶著理性的知識思維，因此她的作品里不止是常見的有關故鄉、鄉愁的感性抒發，更重要的是對中國農村的現實和未來的思考。閻海軍的《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同樣以自己的家鄉為個案，兼具了社會調查和記者的視角，注重對自己所見之鄉村的呈現。他回避了文體上的具體定位，也不在乎內容上的整一性，而是強調一種報告性。黃燈的著作則以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三個村落及其中的人們為典型，梳理和素描了一幅中國鄉村圖景。還有網絡、新媒體上海量的有關鄉村的非虛構敘事，中國鄉村以前所未有的全面、豐富、復雜的狀態呈現在我們面前，它的差異、矛盾、悖論同時并置在當下的空間里，遠遠溢出了現代以來中國文學鄉村敘事中的啟蒙色彩和基本的鄉愁基調。

　　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去鄉愁化”并不是某些論者所說的以書寫的客觀性來實現的，恰恰相反，這些作品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與反響，正是因為作者從自己的最為熟悉的生身之地出發，表達個體最真切的體驗，還原為鄉村經驗，而不是后設的、外來的知識體系建構下的鄉村景象。在這幾本書里，我們很容易看到作者的立足點，也能感受到他們自身的情感指向。具體到文本中，就是讓所寫之人物盡量回到他們的立場和視角中去，以他們自身的習慣、倫理和道德去看待他們所處的世界，而不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單純地把鄉村當成分析問題的案例和樣本。

　　從更宏觀的視野去看，近些年非虛構鄉村敘事去鄉愁化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盡管整個中國依然是鄉土性和現代性并存的，但隨著城市化、城鎮化以及一體化的發展，中國的鄉村生活倫理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嬗變，尤其是手機、微信、網購等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滲入，讓鄉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接與合流。或者說，網絡所提供的虛擬世界和無差別溝通，讓城市人和鄉下人處在了同一個生活平臺上，在這一背景下，鄉愁蛻變成了一種名大于實的情感，它的字面意義遠遠超過了其實際意義。更何況，所謂的鄉愁本質上只存在于離鄉人的心中，而那些真正的在鄉者從來沒有故鄉或鄉愁一說。離鄉人很大一部分都是農村進城者，他們的鄉愁（或者鄉愿）情感，在本質上是對城市生活重壓的應激反應。

　　需要表明的是，這里所談論的去鄉愁化，并不等于非鄉愁化，在有關鄉村的文學敘事中，鄉愁仍然是我們最重要且寶貴的精神內核，也是獨屬于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和文化情感，只是對于中國廣大而豐富的鄉村來說，任何一種單一的文本，都不能也不應該被當做整體性的表征。鄉村正在經歷著深刻的現代變革，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倫理秩序被全新的經濟、技術改變著，在這種背景下，鄉愁反而更需要確立自己的獨立和獨特的含義。或者說，盡管鄉愁本身即是一個現代的概念，也有必要隨著時代的發展更迭自己的所指和含義，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對應中國鄉村的現實。